中国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十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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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海舰(1963-)，男，山东潍坊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与转型发展。
杜爽(1991-)，女，山东德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与组织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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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李海舰，杜爽.中国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十化”问题[J].经济与管理，202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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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
未来5~15年，围绕全面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国应重点解决“十化”问题。现代化要协同推进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一体发展，补短板和锻长板一体发展，陆域、海域、空域和网络领域一体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和安全一体发展；工业化要重点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制造业和服务业、军工制造和民用制造、发展工业化和应对老龄化的融合；“数智化”要积极应对“新技术群”引致的社会革命、产业革命；市场化要处理好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公有经济与非公经济的关系；城市化要明确发展方向，创新发展方式，优化规模结构，推进城乡融合；生态化要着力构建生态化经济体系，健全生态化保护制度；全球化要客观应对“逆全球化""去中国化”和“中美脱钩”局势，在全球“四链”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健康化要系统定义个体健康，并从“三大财富”视角综合求解；老龄化要积极把握老龄化机遇、有效防范老龄化风险；安全化要高度重视经济、科技和外部环境安全，正确处理经济安全和非经济安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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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李海舰 杜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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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发
《经济与管理》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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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现代化国家 高质量发展 “十化”问题
从2021年起，中国开始进入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崭新时代。这一时期，高质量发展是时代的主旋律，特别是未来5~15年，要全面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完善框架和坚实基础，更好地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好充分准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中国未来5~1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面进行了全面规划和部署。本文围绕与现代化国家建设直接相关的“十大”重点问题展开分析。
一、现代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的现代化奋斗目标，2021年至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6年到21世纪中叶，即新中国成立100 周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代化强国包括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科技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制造强国、贸易强国、交通强国、海洋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质量强国、治理强国、军事强国等，作为一个系统性工程，现代化强国建设不同层面之间既相互交织制约，又互为前提因果，需要综合考量、协同推进。
（一）协同推进经济和政治、社会、生态、文化一体发展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非经济发展的关系，实现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过去中国偏重经济发展，今后必须树立系统观念，在统筹兼顾中实现协调发展。一方面，加快推进经济发展，让经济发展成为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核心推动力；另一方面，加快推进非经济发展，让非经济发展成为带动经济发展更上台阶、更高质量的有力支撑。
（二）协同推进补短板和锻长板一体发展
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中国当前需要重点补齐的短板和弱项，在发展中解决深层次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要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中的堵点,把握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同时，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公平和效率、增长和分配、技术和就业的关系。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不仅需要通过补短板应对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同时需要锻长板来参与国际竞争，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整体水平。供给层面，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拥有全球最完备、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体系，生产能力强大，配套能力完善，在5G建设、消费互联网发展等领域形成优势，在优化营商环境、健全物流服务体系等方面取得成效；需求层面,，随着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凸显；体制机制层面，中国政策工具完备，治理效能提升，制度优势显著。总之，要协同推进补短板和锻长板，通过锻长板带动补短板，通过补短板使长板得到更扎实的锻造，在扬长补短中提升整体效能。
（三）协同推进陆域、海域、空域和网络领域一体发展
空间是人类从事一切经济活动的场所。空间1.0主要指陆域；空间2.0增加了包括浅海深海、近海远海在内的海域范围；空间3.0进一步涵盖了空域，包括低空、高空、太空；空间4.0则在上述基础上增加了虚拟网络空间。进一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老基建”与5G基站、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相互支撑。“新基建”加力，“老基建”改造，打通实体空间之间、虚拟空间之间、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之间的相互联系，推动陆域、海域、空域和网络领域统筹布局，一体发展，构建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四）协同推进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和安全一体发展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坚持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和安全相统一。规模是总体体量，没有一定规模就没有整体结构和发展韧性，进而没有转型基础和战略回旋余地。速度是增量，规模与速度的关系是辩证的，保持规模优势需要一定的速度与成长性。同时，随着体量不断增大,必然经历提速换挡的过程。质量、结构和效益是影响经济内生性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质量是基础、结构是支撑，效益是目标，安全则是贯穿始终的发展准则和底线。当前局势下，育新机、开新局都要抓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加强前瞻思考、全局谋划、战略布局、整体推进，通过规模优势、速度支撑、质量改善、效益提高、结构优化和安全保障共同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工业化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应用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数智化”时代,主要发达国家都在推进新工业化发展。中国在尚未完成工业化历史任务的条件下迎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亟须与全球对接,强化新工业化发展战略,适应全球新工业革命发展趋势。
（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
在新工业革命条件下,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关键是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深度融合，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进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加快制造业生产方式，经营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变革，全面提升制造业“数智化”发展水平。
具体而言：（1）数据驱动。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采集制造业全价值链、各环节数据，并将其应用于产品生产全过程，服务于企业运行各环节，相较于消费互联网，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制造业生态，其数据驱动性体现在对企业全方位、系统性驱动，数据要素作用范围更广，效能更加突出。（2）软件支撑。工业软件作为数据、计算、算法等工业知识承载体，改变了传统的设计、工艺、生产和运维方式，实现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耦联，将生产过程在网络空间以数字孪生的方式实时迭代优化。（3）平台链接。工业互联网平台作为链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中枢系统，通过构建对海量工业数据采集、汇聚、分析、应用的生态体系，对制造资源弹性供给与高效配置。（4）系统集成。基于数据驱动、软件支撑、平台链接，打造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实时交互、高度协同的信息物理系统，重建制造体系，变革制造范式。（5）组织重构。从以集中化为特征的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向以小型化为特征的专业化、定制化生产转变，从以大企业为主导的产业链垂直整合模式向模块化，网络化产业生态组织模式转变，从基于物理空间的集群式组织布局向基于网络空间的“云端化”组织布局转变，从企业内部刚性化科层式组织向液态化平台型组织转变。（6）价值共创。通过推动产品与服务、硬件与软件、应用与平台相互交融，构建资源共享、信息互通、能力协同、开放合作的价值共创生态系统。
（二）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
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就是推动制造业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型，是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双向推进的新型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服务型制造并非“去制造”，而是“强制造”，以强化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为目标，以优化服务机制为手段，推进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推动中国产业迈向国际价值链中高端。
重点措施如下：（1）创新业态模式。结合制造业“数智化”转型总体趋势和企业自身竞争优势，向产业链上、中、下游整体延伸，大力发展信息增值服务，探索实践“数智化”服务新模式。（2）强化基础支撑。一是技术体系支撑，完善“数智化”基础设施建设，拓宽“数智化”技术在服务型制造领域的应用深度和广度；二是标准体系支撑，重点制定面向应用的制造业服务型产品和服务标准，以及关键技术标准和细分行业应用标准；三是人才体系支撑，强化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为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四是公共服务体系支撑，打造专业性、综合性服务平台和共性技术平台，高效整合研发设计、系统集成、检测认证等各类公共服务资源。(3)完善融合环境。一是政策环境，以政策融合带动产业融合，在政策设计环节适应产业融合特性，打造制造和服务一体发展的产业政策体系，消除二者在税收、金融、科技、要素价格等方面的政策差异国；二是市场环境,破除制造业企业进入服务业领域的各种显性或隐性壁垒，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消除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差别化待遇；三是国际环境,国际产业合作的重点从加工制造环节的合作转向研发、设计等服务环节的合作，推进服务型制造“引进来”和“走出去”。
（三）军工制造和民用制造的融合
推动军工制造和民用制造深度融合，发挥军民融合系统性效能，从以下五个层面落实巴：（1）技术层面。以国防需求牵引国家创新体系构建，以创新体系完善助推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转型升级，以民用工业提升带动国防工业配套服务水平完善，以军民融合聚力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原始创新，加理版哈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发展。（2）企业层面。构建包括规则设计商、系统集成商、模块供应商在内的价值网络体系，推动企业破界、跨界、无界发展，实现研发、制造、后勤服务等环节的社会化。通过打造平台和网络，输出自身“长板”，为全社会所共享，外包自身“短板”，向全社会“借用”，实现民用企业和军工企业核心能力共享，资源配置最优。（3）区域层面。结合发展实际，实现寓军于民，在区域已有发展成果基础上搞国防建设，避免重复工程、表面工程以及不切实际的照搬照抄，做整体规划，布统筹之局。（4）国家层面。军民“深度融合”的本质是军民“一体”。“一体”不仅体现在国防科技领域，也体现在军队和现代化建设各个领域中实现军队资源民间共享、民用资源服务军队；“一体”不仅体现在交通、空管、信息、气象等领域的统筹，也体现在“数智化”新型基础设施的统筹；“一体”不仅强调“硬融合”，更突出理念、体制、政策、法规、制度、标准等方面的“软融合”。为使“一体”更好推进，从国家层面构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格局，推动二者协调共进。（5）全球层面。领航民用企业率先适应“数智化”时代万物互联、跨界融合、共享共创新格局，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吸收学习国际最新成果，将其应用于国内其他军工企业。同时增进国际合作，立足国情，引领全球。
（四）发展工业化和应对老龄化的融合
将发展工业化与应对老龄化融合起来，把经济领域问题和社会领域问题融合起来，一并打通加以解决。可借鉴日本“社会5.0"发展经验，“社会5.0”的概念是基于“工业4.0"提出的，“工业4.0”重视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却未能将其与社会发展紧密融合，甚至出现脱节和对立。日本所构建的5.0社会是一种以人为本的超智能社会，以解决日本长期面临的老龄化少子化等严峻社会问题为出发点，以提升人的生命质量为终极目标，通过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手段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发展“互联工业”,实现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高度融合、产业和社会高度协同、机器和人工高度互补，改变传统独立甚至对立的社会关系与生产关系,将老龄化、少子化等社会劣势转化为工业化发展重大机遇。
三、数智化
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5G为代表的“新技术群”在不断融合、叠加、迭代过程中产生“聚变”效应，推动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加速整合，引致社会革命和产业革命。
（一）“新技术群”引致社会革命
1.零搜索的信息。在智能互联条件下，用户无须主动搜索信息，万物具备了感知、理解和决策能力，个体个性化、碎片化需求通过智能化手段即时传递到生产端，使机器更“懂你”。
2.零障碍的视野。VR和AR技术通过将虚拟空间的信息叠加融合到现实场景，提供非凡的信息交互体验，使人们的视野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见所未见。
3.零摩擦的沟通。在“新技术群”作用下，终端设备移动化，网络信息数字化，人机交互智能化，人们之间的时空约束被打破，信息可即时、精准传输，实现跨语种、跨时空、无障碍的沟通。
4.零拥堵的交通。基于5G所具有的大带宽、广连接、低时延、高可靠等优势，智慧出行达到极致，通过“人-车-路-云”一体化，车和车、车和人、车和周边形成“动态场景”，以此决定最优时段、最优路线、最优车道,实现交通零拥堵。
5.零物质的产品。在“新技术群”作用下，产品形态和生产过程都呈现“软件化”即“去物质化”倾向。实物形态的导航仪被虚拟形态的导航系统取代，纸质书被电子书取代。软件产品的生产过程也是虚拟的，数据作为软件生产的核心原料不具实物形态，技术研发环节也不具明确工序。
6.零休息的工作。生产领域的工业机器人通常可从事“三高”工作，即高危险性、高重复性、高精密度，与人类劳动者相比，它们不会犯错也无须休息，生产率和安全性得到极大提升。
7.零现金的社会。支付革命历经：支付1.0，现金支付；支付2.0，刷卡支付；支付3.0，移动支付；支付4.0，刷脸支付。随着“新技术群”在金融领域的深度应用，零现金社会成为必然趋势。
8.零信任的世界。区块链所具有的不可伪造、不可撤销、可验证性、随时提取的“去信任”架构，使不同主体间无需任何信任机制即可完成各类交易。区块链技术将广泛应用于金融、教育、物流、农业等领域，形成去中心化、去信任化的“零信任”世界。
（二）“新技术群”引致产业革命
1.产业结构革命。从纵向看，产业分工深化，即从产业间分工深入到产业内分工、从企业间分工深人到企业内分工、从产品间分工深人到产品内分工、从部件间分工深人到部件内分工、从区段间分工深人到区段内分工、从环节间分工深人到环节内分工，由此出现小环节大产业、小环节大市场；从横向看，产业整合加速，即一二三产融为一体、上中下游融为一体，由此出现“全产业链”“全生态圈”，产业和企业呈现破界、跨界和无界的结构特征。
2.产业组织革命。传统工业化时代，产业组织和企业组织是分离的，因为就企业做企业，重心在企业内部。“数智化”时代，产业组织和企业组织是融合的，因为产品、部件、区段、环节都成为产业河，就产业做企业，跳出企业做企业，重心在企业外部。这样一来，企业组织发生了从母子公司体制向商业生态系统的转型，结构特征体现为“小实体大虚拟、小规模大网络、小核心大外围、小脑袋大身子”。
3.产业布局革命。传统工业化时代，产业布局主要基于实体空间。“ 数智化”时代，“新技术群”将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打通、融合，由于虚拟空间具有“零时间、零距离、零成本、无边界”的特征，产业布局得以重构，即公司化运作转向社会化运作、一体化布局转向碎片化布局、实体型集群转向虚拟型集群。
4.产业业态革命。传统业态与“新技术群”交叉融合，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线上办公、智慧城市等线上服务新模式，不断激活消费领域新市场；产业平台化生态培育、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虚拟园区和产业集群建设、智能工厂和智慧零售为代表的“无人经济”等产业数字化转型新模式,不断壮大实体经济新动能;培育新个体、发展微经济、探索多点执业等个体经济新模式，不断开辟消费就业新空间；共享生活、共享生产、生产资料共享、数据要素流通等共享经济新业态，不断创造要素供给新方式。
5.产业生态革命。伴随“数智化”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新技术群”穿透产品、企业、行业边界的效能不断升级，企业所处外部环境愈发“无序”“混沌”，任何看似简单的产品或价值环节都体现为众多价值创造主体智慧的集合，单个企业甚至单个行业已无法离开“系统”独立完成价值创造。因此，不同于传统工业化时代以单个企业或工厂作为产业的基本组织单元，产业生态成为“数智化”时代的基本组织单元。企业为增强自身生存和成长能力，需要构建平台式运行、跨界式融合、共生式发展的产业生态，主动整合其他企业，或被其他企业整合，融入由其他企业构建的产业生态，游离于产业生态之外的企业是无法生存的。
四、市场化
中国在市场化进程中，有关市场的作用经历了市场补充作用论( 1978—1991 年)、市场基础作用论(1992—2012年)、市场决定作用论(2013年至今)三个阶段。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与现实看，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着重处理好以下关系。
（一）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
其核心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是打造强政府和强市场，创造“两强”格局。市场存在失灵可能，因此需要强政府，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也有可能失灵，同时需要打造强市场，即在一些领域强市场，另一些领域强政府，政府与市场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思考这一问题，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遵循“三分法”思维，注重协调配合，形成强政府和强市场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良性格局。
作为大国，由于不具备“强政府”特性，美国无法实现举国体制。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有效利用举国体制尽快遏制疫情蔓延，大大降低了疫情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强政府”优势显著。“数智化”时代，“强政府”体现在以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新技术群”与政务工作的融合，线上政府、云政府等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盘活了政务数据，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政务协同管理与服务，提升了政府决策的精准性、实效性、科学性、系统性。同时,“新技术群”重新刻画了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市场体系产生线上市场、云市场，市场调节机制出现“数据机制”，“数据机制”驱动信息、技术、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高效配置，社会分工模式得以重塑，供需错配、产能过剩等市场失灵问题有效弱化，“强市场”效能充分释放。总之，借助“新技术群”，打造“新政府”“新市场”成为时代必然。
（二）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
处理二者关系的核心是使二者协调配合。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更多依靠竞争机制落实产业政策,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更多依靠产业政策稳固市场秩序，纠正市场机制固有缺陷,避免过度竞争、无序竞争，使竞争政策高效有序。
全球来看，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虽未明确提及产业政策这一概念，但产业政策在这些国家始终存在，为重振实体经济而采取的再工业化战略，以及为抢占第四次工业革命制高点而实施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等，都属于产业政策范畴。伴随国际竞争形势加剧，这些国家的产业政策将呈现不断强化态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又迎来新一轮工业革命挑战的发展中大国，亟须强化产业政策的作用，从政策内容到实施机制，再到实现路径，都要进行相应变革与创新，制定实施与新工业革命逻辑相符合的“新产业政策”，同时推动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更好协同与配合。受疫情影响，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释放强大发展红利，传统企业通过数字化、在线化转型,成为疫情防控条件下复工、复产、复学的重要保障。通过“新产业政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产业发展。同时，以鼓励创新和审慎包容为原则，适当放宽和完善市场准入，有效管控数字经济领域存在的平台垄断、算法合谋、算法歧视、价格歧视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形成有利于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适应性监管体系，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三）公有经济和非公经济
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以“竞争中性”为原则处理公有经济和非公经济的关系，片面强调“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都不符合中国所有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正确做法是“国民共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汇聚一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源泉。
疫情过后，要对公有经济和非公经济的作用与关系再思考。一是面对重大社会公共危机，公有经济将发挥其他所有制经济难以替代的作用，是实现国家宏观调控和社会稳定的基石。例如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就业难问题，国家事业单位扩招,在医疗支援、应急保供、复工复产、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国有企业“稳定大局”。二是重视个体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作用，例如零工经济、微商电商、网红直播等新个体经济的出现，采用自主就业、分时就业、宅就业等灵活多样就业模式，开辟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就业和消费新空间。三是推动公有经济和非公经济互助共赢，从根本上改变公有经济和非公经济对立的思维方式，在产权融合、产业分工等方面将二者融为一体，相互依赖，相互促进。
五、城市化
中国在市场化进程中，有关市场的作用经历了市场补充作用论( 1978—1991 年)、市场基础作用论(1992—2012年)、市场决定作用论(2013年至今)三个阶段。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与现实看，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着重处理好以下关系。
（一）城市发展方向
国家发改委《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发布，使中国城市发展方向有了新变化：从鼓励中小城市发展转向鼓励大城市、城市群、城市带以及都市圈发展。这一转变背后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创新驱动和创新引领集中发生在大城市中心区，这些地区的人才、教育、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密集，高技术产业基础雄厚，是先进生产力的聚集之地。应充分尊重市场规律，支持大城市、城市群高效集聚经济和人口，增强创新发展动力，不对其发展施加过多人为限制与管控，不以资源错配和扭曲引发的效率低下换取大城市和中小城镇之间表面的公平和均等。对于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通过人为手段遏制人口流入、减少建设用地指标,并不是化解问题的根本之策，反而可能扰乱市场秩序，加剧小城镇地方债务风险，恶化大城市房价高涨局面，需要从城市治理上下工夫，将城市视为“有机生命体”，完善城市体检评估机制，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系统医治“大城市病”。
（二）城市发展方式
1.基础设施层面。更加重视“数智化”转型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从工业化城市转向“数智化”城市已成为全球城市化发展最大赛道。未来进一步推动城市传统基础设施“数智化”改造，加快构建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城市“数智化”治理水平，整合共享公共数据资源，打造“数智化”城市运行管理平台，使城市治理更科学、更精准、更高效，满足城市日趋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和日趋个性化的居民需求，提高特大城市风险防控“数智化”响应能力，增强城市防洪排涝能力，建设海绵城市、韧性城市。
2.自然层面。更加重视“自然财富”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推进城市生态修复、功能修补工程，打造城市广场、城市公园、城市湿地、城市绿化带，描绘出花香鸟语、碧波荡漾、蓝天白云、休闲娱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优美画卷。尤其对于一些在工业化前期发展阶段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老工业基地、资源型城市，更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突破发展瓶颈，实现转型发展。
3.人文层面。更加重视“人文财富”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完善教育基础设施，更好地解决孩子上学问题；提升医养设施服务水平，为老人养老提供便利；增建公共健身、公共卫生等公共便民设施，方便人们日常生活；增建历史博物馆、公共图书馆、艺术展览馆等文化基础设施，丰富人们精神生活；强化历史文化保护，统筹历史文化传承与现代文化培育，塑造城市风貌，打造人文城市。
4.产业层面。更加重视产业结构优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城市建设要以坚实的产业基础为支撑，不同城市应因地制宜，打造区域间特色突出、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产业发展格局。对于特大城市，将价值链条上的制造即“躯体”环节退出，引入更多研发、营运即“脑袋”环节进入"。同时，保留部分高端制造产业，与城市创新系统相耦合，与“数智化”转型相适应，形成以高端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体的创新型产业结构。对于中小城市,进一步夯实制造业基础,发挥低要素成本优势，增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同时挖掘自身特色，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多样化产业格局。
（三）城市发展规模
国家发改委《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提到“收缩型城市”这一概念，并明确要求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不能简单将城市收缩与城市衰退画等号，部分城市收缩是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或空间布局调整优化过程中出现的必然，这种收缩可能正是城市转型或空间重构的新契机。城市规划应扭转“必须增长”的旧发展观，形成以减量化、精致化、弹性化为特征的新发展观，规划理念从以人口总量、经济总量指标为核心，转向更加重视环境优美、社会安全、居民幸福等自然、人文指标。同时，抓住“数智化”时代城市发展新契机，实现城市转型。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技术群”对城市发展进行“数智化”改造，大大降低了城市要素流动对物理空间的依赖，网络空间成为城市发展布局新空间，网络连接属性取代空间规模属性，重塑城市发展逻辑。传统静态化、封闭式,等级性强的区域空间关系，向多中心、弹性化、流动性强的区域网络模式转型。未来应进一步拓宽并完善城市网络空间，高度开放城市“数智化”应用场景，加速城市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网络空间高效互动。
（四）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城乡关系在经历了城乡二元分割、以城市为重点的城乡关系调整、城乡统筹发展之后,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新时期要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1）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宽落户限制，完善差别化落户政策。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子女上学、就业、看病等基本公共服务。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和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政策，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畅通“三权”自愿有偿市场化退出渠道。（2）完善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加强县城和中小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县域特色经济及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完善县城公共服务、环境卫生、市政公用和产业配套设施，提升县城基础设施承载力和刚性住房供应力。（3）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充分实现乡村资源要素内在价值，挖掘乡村优势特色，打通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障碍，改变农村要素单向流出格局，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4）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拓宽农业价值创造空间，提升农业综合竞争力。在夯实现代农业物质技术基础的同时，改善乡村风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完善乡村治理，构建适应乡村发展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六、生态化
“美丽中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目标，中国要做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坚持“两山”理念，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一）构建生态化经济体系
1.生产方式生态化。（1）推动生态环保产业创新。依托互联网平台培育线上环保产业新业态，例如生态旅游产品和绿色农产品直播交易平台，新能源汽车共享平台、环保产业服务咨询平台等。鼓励大型互联网企业涉足生态环保领域，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引领绿色消费需求。（2）促进传统产业提升转型。推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群”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打破传统企业桎梏于独立设备、厂房、交通等传统基础设施的时空局限，打通线上线下，前端后端，降低企业对土地、能源等物理要素的依赖,强化企业对数据、网络、智能等虚拟要素的应用，构建数据流动、网络互通、智能互联的“数智化”创新体系，使生产方式向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转型。（3）构建产品循环发展模式。根据生态系统能量转换规律，将产品高效利用、清洁生产和废弃后再利用融为一体。实行产品回收制度，在产品开发设计阶段采用易于回收利用的包装设计，提升产品回收性能，降低产品回收成本，形成“生产—销售—服务—回收”的产品循环发展模式。
2.生活方式生态化。绿色消费观：培养节约化、减量化消费习惯，节水、节电、节气，落实“光盘行动”，杜绝奢侈浪费，更多选择购买绿色环保产品，发展绿色建筑。绿色出行观：积极使用低碳出行方式，购买新能源出行工具。绿色排污观：自觉落实垃圾分类制度，不随意排放日常污水、废气。循环使用观：减少一次性物品使用,增强物品回收意识，特别是废旧手机、废旧电池等可“变废为宝”的物品。资源共享观：积极使用闲置物品在线交易、共享单车、拼车出行等共享服务平台。
3.能源结构生态化。化石能源低碳化：采用清洁能源技术推动化石能源低碳转型，通过共性关键技术创新，提升驾驭和转换化石能源的能力。非化石能源增量化：在“数智化”大背景下，数据中心、智能制造、智能汽车等领域成为新的用能增长点，电能消耗量将进一步攀升。推广多种形式的清洁能源发电，弱化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提升非化石能源占比。能源配置智能化：重视能源布局和流向优化，构建智能高效的能源系统，推广分布式、智能化供能方式，进一步完善产能建设与运行调节，同推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系统效能提升。
（二）健全生态化保护制度
1.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一是完善市场化、多元化横向生态补偿机制，鼓励流域上下游之间通过资金补偿、项目补偿、对口支援、人才培训、基本公共服务共享等多种形式建立横向补偿关系。二是加快生态补偿立法，将森林、草原、湿地、水流等纳入生态补偿重点领域，从法律层面明确生态补偿责任和各生态主体的义务。三是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标准体系，根据不同类型地区特征，以生态产品产出能力为基础，完善测算方法，分类制定补偿标准。四是进一步完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地方的纵向转移支付力度，增加转移支付规模。
2.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一是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法律法规，加强自然资源调查评价监测和确权登记，明确国土空间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主体。二是综合考量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建立健全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水平和资源稀缺程度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三是完善自然资源税费政策，明确界定自然资源及其产品税费功能，加大对节地、节水、节能、节矿的经济调节作用。四是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推进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
3.健全生态环境监管制度。一是完善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建立全链条、全覆盖、全要素监管体系。二是加强对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看不见的污染问题的监管，例如水质污染、化学品污染、辐射污染等。三是将“风暴化监管”变为“常态化监管”，将“阅兵蓝”“APEC蓝”“两会蓝”变为“自然蓝”和“常态蓝”。四是完善中央生态环境督察制度，增强各单位执法衔接性和联动性，构建跨区域联合执法体系。五是推行“数智化”监管，构建海陆空一体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生态环境监管体系。
七、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发展包括：全球化1.0，商品全球化，指商品进口和出口。全球化2.0，要素全球化，指引进外资、对外投资，技术引进、技术输出,智力引进、劳务输出，土地对外转让、承租国外土地等。全球化3.0，资源配置全球化，指从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分别配置要素，到将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打通成为一个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全球化4.0，营商环境全球化，指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全球化5.0，经济治理全球化，由全球化初期的发展共同体，演进到利益共同体，进而深化为命运共同体。
（一）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并存
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实体产业转移、金融风险传导等负面效应，引发逆全球化思潮。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可能进一步助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将会并存。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根本方向不会变，多边主义规则体系不会变，应以辩证思维看待全球化进程中的机遇和挑战，形势越是困难，中国越要扩大开放，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激活外循环发展新动能。同时，综合考量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对全球化的影响，并格外重视对政治因素的考量。世界范围来看，推进全球化健康发展需要世界各国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为共识，构建新型全球治理体系，使其符合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满足应对全球性挑战新需求。
（二）防止全球化中的“去中国化”与“中美脱钩”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重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为保障疫情期间的供给安全，降低对外依赖，一些国家加速在华企业回流，试图重建独立完整的本国制造业体系，或将投资转向在劳动力、土地等方面更具成本优势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原本的国际经贸秩序和全球生产网络，并可能加速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总体上看，中国应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与此同时，树立底线思维，从持久战的角度应对全球变局，构建完整内需体系，进一步推进营商环境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发展，增强外资吸引力，稳定中国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的份额，维护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关键性地位。
近期，美国以种种借口限制打压中国科技企业，一些势力极力推行“中美脱钩”，“脱钩”局面可能愈演愈烈。一是“脱钩”手段可能从单边打压转向多边围堵，俄罗斯等区域性大国可能成为关键性中间变量；二是“脱钩”范围可能从贸易、科技、知识产权向金融、教育等多领域乃至全局扩散；三是“脱钩”节奏可能从速战速决转向渐进施压。对中国而言，与美国“脱钩”意味着与世界“脱钩”，应尽可能避免“脱钩”，且降低“脱钩”可能带来的负影呵。为此，一是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利用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建立快速动员组织机制推动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同时，以开放姿态融入全球科技创新体系，强化国际科技合作过程中的技术输出。二是充分利用全球疫情环境下率先复工复产的时间窗口，增强对内开放，提升国内消费和民间投资对经济的内生拉动作用，提高内循环运行效率和质量。三是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等条件相对成熟的地区，探索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外国债券市场建设以及金融科技创新，完善金融制度创新，加快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进程，降低对美元体系的依赖。四是深化区域合作，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开放合作格局，以破解美国构建的围堵中国的多边同盟体系。五是重视中美“科技脱钩”“金融脱钩”等经济手段背后的政治意图，在应对“脱钩”问题上将政治因素考虑进去，守住政治安全底线。
（三）经济全球化的中心转向“四链”之争
当前，全球化竞争是对产业链链主、供应链纽带、价值链枢纽和创新链领头的竞争%。（1）产业链的链主。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的产业链“链主”企业，通过统一标准的制定将链条上的中小企业、零部件供应商纳入由其主导的产业生态中来，提升对全球产业链的控制能力。（2）供应链的纽带。国内领航企业以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自主品牌、营销网络等为带动，推动技术、产品、标准、服务全球扩散，进一步扩宽供应链协同的广度与深度，通过发展成为供应链纽带型企业，提升对全球供应链的整合能力。（3）价值链的枢纽。在新贸易格局下,具有税费低、人才密集等优势的自由贸易港成为连接不同国家外贸企业的重要枢纽，通过构建更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条件，吸引高端人才、先进技术、金融资本等创新要素聚集，促进要素跨境自由、有序、安全、便捷流动，建设中国特色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发展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枢纽。（4）创新链的领头。国家创新系统是高度开放的，需要把控全球创新链，与全球“尖端”要素对接，通过强化自主创新嵌入全球创新链并发展成为创新链的领头，将成为未来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重点和难点。
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中国企业对“四链”的竞争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节点企业尽可能做到“专精特新”且独一无二，这是防止“去中国化”的战略举措；另一方面，领航企业力争产业链的链主、供应链的纽带、价值链的枢纽和创新链的领头，这是织造“全球化”的战略部署。
八.健康化
“健康中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根基，将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与国家整体战略紧密衔接，进一步落实“健康中国2030”发展目标，加快发展健康产业，系统提升国民健康水平。
（一）系统定义个体健康
个体健康既包括身体层面的健康，也包括心理、精神层面的健康，同时涵盖与个体紧密相关的社会、环境、家庭、人文等方面健康。
1.身体健康。涵盖饮食、运动、治疗、康复等方面。“饮食”包含从“田头”到“餐桌”全产业链食品安全问题，也包含从“肉菜乳”到“乳菜肉”饮食结构的优化；“运动”包含从“精英体育”到“大众体育”，以及发展体育产业；“治疗”重心从“医院内”转向“医院外”，从“治已病”转向“治未病”，从“后管理”转向“前管理”。
2.心理健康。体现为精神层面的“幸福”、“爱”与“被爱”。家庭层面的幸福，以个人为中心，父母寿，子孙贤，夫妻和，兄妹亲；国家层面的幸福，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的自身和谐；美好生活层面的幸福，首先体现在衣食住行用，其次是上学、就业、医疗、养老、环境等，最后体现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安全。“爱”体现在一个人对自己的爱(自爱) ，对亲人的爱(小爱)，对熟人的爱(中爱)，对陌生人的爱(大爱)，以及对大自然的爱(博爱)，从“爱己”到“爱人”，再到“爱物”。“被爱”则是一个人内心能否感知到来自亲人、熟人、社会、自然对自己的爱。愿意给予爱且能感知来自外界的爱是个体心理健康的源泉。
3.灵魂健康。其核心是“信仰”，指一个人通过内在知识、文化、阅历等不断积淀所形成的精神追求，及其对生活和生命的认知、感悟与热爱。“信仰”能够影响和塑造一个人的灵魂，健康的灵魂能够产生正面的“精神能量”。一身正气，百病不侵。
个体健康需要经历“身—心—灵”三个层次，也是个体从物质追求向精神追求乃至灵魂追求不断升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要解决“身心分离”问题，也要解决“心灵分离”问题，由此达到“身心合一”、“心灵合一”以及“身心灵合一”。如果无法统一，可能产生“身病”、“心病”和“灵病”，无法实现个体健康。
（二）三大财富综合求解
财富包含劳动财富、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劳动财富由人类劳动创造，能给人类带来物质或精神上的满足，包括住房、日用品等物质产品，电影、音乐等精神产品，以及娱乐、运输等服务；自然财富由大自然赋予，包括蓝天白云、绿水青山、花香鸟语等自然环境，以及石油，煤炭、铁铜等自然资源；人文财富由人类生活自然产生,或历史遗留下来，例如有利于增加人类幸福感的亲情、友情和爱情，人们的生活安全和工作安全，人们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心情愉悦，体现民族文化底蕴的乡俗与传统文化，各种文物古迹、历史故事等。
三大财富的不平衡与不充分直接引发身病、心病和灵病，求解健康问题的关键是正确处理三大财富之间的关系，进行综合求解。要认识到，经济=物质经济+精神经济，财富=劳动财富+自然财富+人文财富，物质经济重点反映自然财富与劳动财富的关系，精神经济重点反映人文财富与自然财富的关系。物质经济侧重“以物为本”，价值创造来源于生产；精神经济则体现“以人为本”，价值创造来源于生活。
传统工业时代，过度追求劳动财富，忽视劳动财富与自然财富的关系，“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自然健康”出现问题，危及“个体健康”，阻碍人们对物质经济的可持续追求。随后，人们开始重视自然财富，从“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发展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劳动财富与自然财富逐步统一。再接下来，求解健康问题更为关键的一步是重视人文财富，它解决的是人的“心病”和“灵病”，体现的是精神经济，物质经济是有形的，精神经济是无形的，“无形”高于“有形”，无形才是内在本质。
求解健康问题要更加重视“人文财富”的作用。产业层面：大力发展文创产业，完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打造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数字文化长廊等，推动公共文化“数智化”传播，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文化服务。企业层面：在产品中融入更多人文元素、生态元素、共享元素、快乐元素、健康元素，或转化产品和服务内容，由过去提供以物质元素为主的产品或服务，向提供以精神元素为主的产品或服务转变，使企业在追求劳动财富的同时更加注重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的创造和输出，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个体层面：追求节约型、环保型、文化型、品质型生活方式，从过度追求和占有有形财富转变为创造并分享无形财富，从看重量的增加转变为重视质的提升。降低劳动强度，增加休闲时间，增进与社会、自然的交流互动，提升幸福感和“被爱”感，丰富精神世界，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自身的和谐。
九、老龄化
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养老报告》预测，2027年左右，中国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并进一步向超老龄化社会迈进。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子化趋势明显，在经历了2016年、2017年的“全面二孩”政策之后，2018年中国人口出生率首次低于11%。未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抢抓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防范老龄化引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一)抢抓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
1.发展银发经济。伴随老年人日趋多样性、个性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银发经济快速发展，细分市场更加多元。未来，通过将老年元素与健康、养生、文化、理财、健身、休闲等各领域服务要素相融合，鼓励金融、地产、互联网等各行各业与银发产业相结合，引领银发消费新趋势，催生银发经济新模式。
2.推动医养融合。当前，中国需要更加注重生命发展，推动医养融合是生命发展的重要一环，这既是国家的短板，也是民生的短板。未来，加快构建医养融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向社区、家庭延伸，将医养产业与物联网、云计算、智能硬件等“新技术群”相融合，培育医养融合新业态，实现医养服务精准化、个性化、在线化。
3.激活社会创业。“时间银行”是一类新型互助劳务养老模式，社区居民可将自己服务他人的时间“储存”到“时间银行”，待到自己有需要时从“银行”中“支取”他人时间，实现养老服务双向流通20将“时间银行”模式与互联网平台相结合，打造“在线养老”服务交易平台，以时间为“货币”，以服务为内容，以市场交易为手段，以平台组织为媒介，构建养老服务生态，实现生态价值共创共享。除“时间银行”外，未来的老龄化趋势将为社会创业提供更多新契机。
（二）防范老龄化引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1.大力实行零工经济。“在线员工”和“共享员工”是“零工经济”的重要形式。“在线员工”依托互联网技术将员工转化为企业在线资源，其组织关系不必限定在企业内部。“共享员工”进一步将员工转化为社会公共资源，员工不仅可作为某个企业的在线资源，还可成为其他企业的在线资源。“在线员工”和“共享员工”打破了员工智慧、知识、能力、经验等都只能在本企业内部发挥价值的限制，人力资本价值可被不同主体无限次重复使用，最大限度提升人的价值。
2.总体延迟退休时间。伴随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优化，年长劳动者所具有的经验和智力优势更为凸显，过早停止其工作可能导致人力资本浪费。综合考虑劳动者工作性质、身体状态及工作意愿，设定差异化退休年龄，实行阶梯型退休制度，对于身体条件允许且有继续工作意愿的大龄劳动者，尤其是从事教育、医疗、企业管理等智力密集型职业人群，可适当延迟其退休时间，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充分释放“长寿红利”。
3.广泛开展机器换人。通过开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新设备，研发各类劳动力替代及增强技术，以此弥补劳动力不足。这是国家应长期布局和跟进的方向，同时采取应对措施缓解机器换人可能引致的结构性失业等负面问题。
4．激活人口质量红利。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数量红利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推动力，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代，数量红利逐渐消退。未来要激活劳动人口的质量红利，形成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人才体系和教育结构：一是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将员工特别是高龄员工的知识体系更新提升到重要位置；二是重视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比例和收入水平；三是采用“数智化”方式更新教育手段、变革教育模式，发展在线教育，打造时代员工。
十、安全化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统筹发展和安全，将“更为安全的发展”贯穿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将五大发展理念提升为六大发展理念，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形成适应新时代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使发展“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
（一）高度重视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外部环境安全的影响
1.经济安全。加强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高度警惕重大突发事件等“黑天鹅”现象，严格防范潜在矛盾积累等“灰犀牛”现象，合理应对改革发展攻坚期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增强产业体系抗冲击能力。确保粮食、能源和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维护重要基础设施安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资源能源持续、可靠、有效供给。统筹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工作，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视为金融工作根本任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方向。构建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防范体系，保护中国海外金融、石油、矿产和其他商业利益，加强对进出口贸易重要运输线路、海外投资重要建设项目的安全保障。
2.科技安全。中国科技安全重点面临两大威胁：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维持科技霸权地位，采取打压、封锁等手段阻遏中国科技发展，使中国由于关键技术缺失引发的技术安全问题愈发严峻，并呈现与政治安全相连动的态势。未来中国科技发展应立足技术前沿、经济发展、市场需求、生命健康四个维度，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科技强国建设。一方面，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补齐中国科技创新短板；另一方面，采取开放包容式合作思维、互惠共享型合作战略，通过高水平开放合作反制外部科技封锁和打压。二是“新技术群”在发展应用过程中引致的网络安全问题，包括信息窃取、数据篡改、算法歧视、网络谣言散播等可能引发的网络风险。未来进一步倡导开放合作的网络安全理念，增强网络空间战略互信，强化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管理以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打击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国际合作，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3.外部环境安全。在影响外部环境安全的众多因素中,，中美关系是最大的外部变量，经贸摩擦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当前中美贸易战的本质是科技战，其背后是人才战、知识产权战和创新战,还将牵涉汇率战、货币战,进而演化为经济战、国力战,最终发展为体制战、制度战。这一系列冲突的背后是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2009年中国GDP仅为美国的1/3,2019年已占到2/3，加之近些年中国在科技创新、全球贸易、社会治理等领域取得举世瞩目成果，以及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治中的有力担当，与美国在疫情应对中的无能甩锅形成鲜明对比，引致疫情影响下的中美经济回暖速度差距明显，并可能在未来几年延续这一态势，加速世界格局变迁。一系列冲突很有可能使中国陷入美国等西方国家挖设的“修昔底德陷阱”，加剧中国外部环境风险。动荡背后蕴藏生机，外部风险定将成为中国内部育新机、谋新局的触发点和驱动力，未来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强化底线思维，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二）正确处理经济安全和非经济安全的关系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安全问题并非相互独立，而是交织融合，一种安全问题通常触发另一种安全问题,或使本已存在的其他安全问题进一步升级。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触发一系列不同领域风险问题的连锁反应,产生共振效应。疫情引致公共卫生领域风险向经济领域传导，引致企业倒闭、员工失业，极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经济风险进一步向社会领域传导，导致失业人员增加，民众收入得不到保障，极有可能引发社会危机。社会危机又可能波及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供给，进一步引发舆情危机。同时，新冠肺炎疫情致使实体经济困难增多，极有可能向金融领域延伸，引发金融危机。有效化解金融系统风险，稳固实体经济发展是根基。
国家安全作为一个复杂巨系统，各类风险相互叠加共振，产生负向反馈。因此,既要注重经济安全，也要注重非经济安全。仅仅关注经济维度是远远不够的，很多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相互交织，无法分割，某些经济问题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甚至大于经济因素。要树立系统观、整体观，从全局着眼，从各类安全问题的关联性着手，多维思考，综合求解。
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发展将呈现出向复杂性巨系统演进的特征，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性成为常态。在思维方式上要坚持系统观念，具体体现为四观：一是“全球观”，在全球发展中实现“并跑”乃至“领跑”。二是“未来观”，不仅基于过去和现在，更要基于未来思考问题。特别是面临“数智化”新时代，“未来观”尤为重要。三是“全局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的问题交叉融合在一起，应基于经济维度又要跳出经济维度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实现经济发展与非经济发展互相促进、良性循环。四是“政治观”,考虑整体发展思路，不仅要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安全账”，更多考量政治因素、安全因素，讲求“系统分析”“多维求解”“综合求解”。